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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国怎么看一带一路?大包大揽有风险!

时间: 2015-10-12 12:00   来源:   作者:

 

各国怎么看一带一路?大包大揽有风险!

作者:薛力

 

“一带一路”是新一届中国政府上台后提出的一个对外关系大战略。为什么会提出这个战略呢?这与中国梦有关,就是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,就像汉唐时代那样。但是,这是一个长期目标,需要从周边开始。因此,这是一个主要针对亚欧大陆中东部国家的拓展战略,旨在从经济上带动周边国家共同发展,进而成为亚欧大陆公认的带头大哥。

 

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底气

 

作为崛起的国家,经济上不可能长期维持“单兵独进、一枝独秀”的状态,有必要、有责任带动周边国家的发展。而且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在第二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,再加上只能用在境外的大量外汇储备。因此,中国想到了走出去“开放别人”,以亚欧大陆为主,涉及60多个国家。

 

那么周边国家愿意不愿意接受中国来“开放”自己呢?他们到底是怎么看中国的?过去十多年里,我走了周边一些国家,发现他们很多观点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。合作不能剃头刀子一头热,特别是,这不是一个马歇尔计划那样只有四年时间的短期计划,而是至少管8-10年的中长期规划,为此,中国不应该成为沿线64个国家的发改委和财政部,如果大包大揽的话一个会招致埋怨,二是人家会说你活该,而且你还没有收益。我的看法是:务必戒急戒躁。应该是沿线国家主动提出项目申请,中国审核后觉得可行的,再与对方商议具体合作方式,成熟一个做一个,不成熟的项目不做,不积极的国家不做。一定要避免大呼隆。目前已经有一点这个苗头。

 

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,其中12个已经解决了领土争端,还剩下印度与不丹2个国家。我先从俄罗斯讲起谈周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看法,按照顺时针方向走。

 

俄罗斯的视野

 

从国界线长度看,俄罗斯是中国的最大邻国,也是中国唯一的全球战略协作伙伴。俄罗斯原来对“一带一路”持怀疑态度,一直不公开表态支持,主要是担心冲击到俄罗斯自己主导的战略——欧亚经济联盟。苏联虽然解体变成15个国家,但在许多方面,俄罗斯依然居于中心地位,如铁路网、油气管道网与工业生产分工。比如,中亚一带的油气管道大都是往北走的,现在才出现一些向东、向南走的油气管道。又比如,乌克兰东部是苏联时代的重工业基地,今天,乌克兰东部工业地区的重工业品还是以俄罗斯为出口对象。俄罗斯知道不可能恢复到苏联时代,但还是希望与独联体国家在经济上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。

 

因此,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推行一带一路,搞五通等持有怀疑的态度是很正常的。经过双方的不断沟通,加上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均面临严重困难,中国则给予了有力的支持。因此,在乌法峰会上中俄双方达成共识:寻找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的共同点,互相支持。

 

韩国视野

 

习近平主席很少专门出国去访问一个国家,但是去年专门访问了韩国,可见对韩国的重视。中韩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好的时期。韩国目前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之一,双边贸易额2014年达到3000亿美元,韩国人均GDP已经接近3万美元,明显多于中国台湾的2.5万美元。而后者曾经明显多于前者。发生这种逆转的主要原因是:韩国在经济上全面靠拢中国,台湾则瞻前顾后。当然,韩国在安全上主要还是依靠美国,这主要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。朴槿惠是知华派总统,她提出欧亚经济倡议后,很快就表示应该与一带一路对接。当然,中韩之间也存在一些历史认识问题,但这目前对双边关系影响不大。

 

日本视野

 

相对于韩国,日本对“一带一路”基本上采取“不参与、怀疑、抵触”的立场,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提出建立总资本额为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后,日本先是提出一些理由不参加,然后再宣布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资助计划,对垒的味道很浓。这种对垒还表现在国民情感、政治外交、区域整合等方面。中日两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摆动于“经温政凉”与“经温政冷”之间,很难达到“政温经热”,更不用提“政热经热”了。为什么呢?

 

一位日本高级外交官曾经告诉我,中国比日本强大,这是过去两千年历史上的常态。过去一百多年里变成日本比中国强。而现在又在回归历史的常态,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,大概需要一到两代人才能重新适应“中国比日本强大”的现实。为此,未来的日本应该侧重发现自己的比较优势,比如养老体系、公共交通系统、电器产品,等等。我个人的观察体会是,在历史问题上,因为日本的文化传统、国内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,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。时间可能是中国历史问题的有效化解药。一个复兴后的中国,在对待日本问题上也会有不同的心态与应对。

 

南海沿岸国家

 

东南亚历史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枢纽。中国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,有重振这个枢纽的意思。从许多方面说,东南亚在建设海丝中的地位,是别的地区所不能替代的。那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南海问题这个国际热点。中国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文莱都牵扯其中,加上中国台湾,俗称“五国六方”。考虑到印度尼西亚拥有纳土纳群岛,据此画出的专属经济区,与中国的九段线有5万平方公里的重叠,所以也可以将印尼看做南沙海洋划界方面的第六个当事国。这意味着南海争端实际上涉及“六国七方”。

 

2009年之前,“六国七方”的意见分为如下两类。第一类国家包括中国、越南和菲律宾,认为解决南海争端一要靠国际法,二要靠历史性权利。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文莱主张只能靠国际法,其理由是国际法可以提供一个可以衡量的平台,而历史性权利则容易陷入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”。还有一个理由是这些国家独立的历史短,在南海权利问题上缺乏相应的历史记载来支撑。国际上研究南海问题与国际法问题的知名专家学者的基本观点是:应该以国际法为解决南海争端的主要依据。即使是历史性权利,也要在国际化的框架内予以清晰化,而不能持模棱两可的立场,比如,说清楚九段线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你不说,人家就会怀疑,中国是不是想强大了以后做新的解释?东盟声索国都是中小国家,东盟十国的海军加在一起都不是中国海军的对手,他们对南海问题的前景有些担心与害怕是正常的,毕竟,连欧美日等大国也在心里犯嘀咕呢。

 

中国长期的立场是:搁置争议,共同开发。具体到划界谈判,中国整体上坚持一对一的谈判立场。但是,南海包括东沙、中沙、西沙、南沙四个海域,其中南沙海域属于多国主张重叠的区域,一对一很难操作。中国坚持这种立场容易被人解读为“不想真心解决问题”。实际上未必如此,也可能是中国没有想清楚在南海到底想要什么,比如对于九段线,中国南海研究界学者就有不同的看法。不管怎么说,中国的立场也在与时俱进,2013年9月苏州会议开始,同意谈“南海行为准则”。从2014年8月提出双轨思路开始,同意南沙问题可以在多边框架下谈,东盟作为整体可以在南海问题上发挥一些作用。中国在“南海行为准则”问题上变得积极,可能与海丝建设有关。毕竟,东南亚国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,南海争端已经成了中国-东盟关系中的短板,影响到双边关系的整体提升与命运共同体建设。但是,有必要说明的是,这个准则不解决岛屿主权归属,而是解决哪些事能够做,哪些事不能做。至于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,还是要通过当事方直接谈判来解决。不争的事实是,通过国际法院判决来决定岛礁归属,从来不是国际上解决岛礁争端的主流。

 

关于中国在南沙七礁八点的陆域吹填,是今年的热点问题,美国反应更是激烈。引发关注的主要原因是吹填的速度与规模,这与中国的能力与决心有关。但是,这总体上属于补偿性的建设。中国台湾、马来西亚、越南、菲律宾早就在南沙海域进行了类似的作业,并且修建了码头与机场,这也是事实。越南与菲律宾还进行了移民。

 

有一些人认为,中国接下来可能会以吹填出来的岛屿为基础,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、设立南海防控识别区、大规模部署军事装备与人员。理论上,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,中国也有权利这么做。但中国实际上不大可能这么做,原因一,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月初针对中国将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的消息回应道,中方并未感受到来自东盟国家的空中安全威胁,而对于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和南海地区总体形势感到乐观。这表明中国不大可能设立南海防控识别区。连防空识别区都没有必要设立,有什么必要在南沙大规模驻军并部署军备呢?原因二,更重要的是,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,上述做法将严重妨碍东南亚落实海丝,并把声索国赶到美国的怀抱中。

 

当然,这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在南沙适当驻军。“军用为主,兼顾民用”是东盟声索国的普遍做法。台湾也是这么做的。中国大概也会参照这个模式。注意一点:长期以来,中国对南海问题整体上遵循了克制原则,不希望南海问题扩大化。这意味着,中国并不追求“在南海的获益最大化”,而是“把南海问题放在中国-东盟关系的整体框架下”。

 

南亚视野

 

南亚地区,情况简单也复杂。中国目前唯一的全天候伙伴,被我们称为“巴铁”的巴基斯坦,非常支持中国一带一路,国内不同省份为了争夺相关项目而吵成一团。而孟加拉国,在我看来是仅次于巴基斯坦的第二铁。和巴基斯坦一样,孟加拉国不管是哪一派上台都和中国非常友好,孟加拉的面积与安徽省差不多,但是人口是安徽省的两倍多,1.6亿,而且人口很年轻,发展得好,可以变为很好的人口红利。孟加拉国也非常支持“一带一路”,主要是其国内存在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,这与家族政治或曰裙带政治盛行有关,很难根治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情况或许会好转。

 

南亚最大的国家是印度,印度和中国则有着比较直接的利益纠纷,到现在中印之间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边界争端,未来短时间也无法处理好。虽然中印可以推动一些经济合作,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争端的存在。我们未来多大程度上能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合作,其实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避免这些争议。

 

来源:《南方都市报》(2015年9月14日第A14版);作者:薛力,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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